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丨晋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山西工运史上光辉的一页
山西工人报全媒体记者 贾晓红 视频 范泓翊 崔荣阁
【铭刻】
发生在1926年7月的晋华纱厂工人大罢工,规模大、时间长,震撼三晋,波及全国,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为此作出高度评价:“北方党领导下的真正的群众斗争,开始于正太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而发展于‘五卅’后的罢工罢市和榆次纱厂的长期斗争。”
这场政治性的大罢工,标志着山西工人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光辉的一页,将永载山西工运史册!
暮春的风,细腻、和暖、安详。
坐落在晋中市榆次区顺城西街14号的晋华纺织厂旧址,一如既往,静静地伫立在风中,观百年风云变幻,看历史起落沉浮。那刻着工业革命印记的欧式圆拱形厂门、苍劲的“晋华纺织厂”5个大字、浮雕般的五角星、呈山字状的门顶、最高处的圆形石球,透出岁月的斑驳,诉说旧日的风雨。
穿过厂门,犹如跨越百年。走在宽展而笔直的厂区路上,右边是整齐排列的9座高大的库房,左边是依次紧挨的、有着直角三角形顶的厂房,不远处是高耸的水塔,再往后是中西合璧的建筑瑰宝办公楼。在这里,百年建筑随处可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厂房改建的“晋华1919博物馆”。进入馆内,一张张或黑白或彩色的照片,标注着晋华一路走来的每个重要瞬间;一台台锈迹斑斑、保存完好的纺纱机,铭记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95年前,一场轰轰烈烈、有1000余名晋华工人参与的大罢工震惊中国北方,被剥削、受压迫的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向资本家要待遇、争权益,历时40天。
95年后,为还原这段历史,更为了铭记这段历史,日前,记者一赴并州、两去榆次,从原晋华党委工作部部长芦卫国处仔细了解,与即将付梓的《百年晋华》作者之一齐瑞玉深度交流,听今年已87岁高龄、原晋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党委厂史编写领导组成员郝尧吉的生动讲述。在一次次倾听、追问的采访中,久远的历史如一个个放大的镜头,日渐清晰;过往的岁月似一帧帧闪回的画面,栩栩如生。
进入时光隧道,历史扑面而来。
长夜漫漫
“晋华纺织厂是山西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1919年创办时名为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投产后改名为榆次晋华纺纱厂,是山西省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机械纺织工厂,当时就有工人1000多名。”随着芦卫国的介绍,榆次晋华纱厂一步步从历史深处走来,呈现出最初的血雨腥风。
时间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经济地位低下,政治地位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山西少有的现代纺纱工厂之一,晋华的后台老板却是军阀阎锡山,厂方大股东、经理都是他的亲戚,所以一个好端端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实质上已套上官僚军阀的枷锁,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他们的统治下,晋华纱厂虽然设备比较先进,工人的境况却十分悲惨。他们吃的是野菜、豆腐渣和麸子面,穿的是棉改夹再改单的破衣烂衫,住的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
同时,劳动环境极差,工作场所狭窄、噪音刺耳、灰尘弥漫,事故时有发生;劳动强度极大,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的工人下班后还得到工头家做家务、干农活;劳动纪律极严,工人只要歇工3天,就会被开除。
特别是占总数一半的女工和童工,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
挡车女工一个班要巡回走二三十公里路,双脚不停地跑,双手不停地换纱、接线,十个指头经常被磨得鲜血淋漓。工作累也就算了,最可气的是女工怀孕后还得不到一天的休息。“把孩子生在厕所、马路上是常有的事,给孩子喂奶也只能隔着大门栅栏,都不让抱一下。”说起这些,郝尧吉老人气愤得提高了嗓门,“资本家真是没有一点人性啊!”
提到童工,郝老更是痛心难抑。他说,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童工当时在晋华占到20%,他们干着远超自身承受能力的繁重活计,拿着最低的工资。1925年,9岁的董喜全从河北来到榆次,进纱厂当了梳棉工段拉棉条筒的杂工,负责拉9部车上每个重达二三十公斤的筒子,一个班12个小时,来来回回要跑300多趟,其辛苦程度是今天同龄的孩子们无法想象和绝难承受的。
工人们生活艰辛,资本家的盘剥也一刻不停,总是想用最少的投入获取最高的利润。他们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降低劳动报酬。据郝老讲:“当时一个工人一天干12个小时只有4毛钱,但厂里的那些董事每年普遍能拿到1920—2400块大洋。”那些直接管理工人的工头更是像豺狼恶犬一样,对工人敲诈勒索、肆意打骂。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以说,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晋华的工人用自己的血灌肥了资本家的腰包,用单薄的肩膀撑起了晋华生产和经营的一片天空。
但是,由于晋华的工人大多是从农村招来的,没文化、无见识,面对工作上的折磨、生活上的痛苦和工头们的欺侮,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忍受。清花间的工人柴步月为此每天唉声叹气,嘴里总是念叨着:“工人穷,命里定。”
这一切难道真是“命”吗?机器轰鸣,纱锭飞转,穿梭其间的工人们真正的“命”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
长夜漫漫。晋华工人急切地盼望着,谁能引领他们冲破黑暗?谁能将他们救出苦难的深渊?
晨光熹微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一切显得那么不寻常。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主要工作,并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制定了明确的任务和指导方针。
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从此工人运动和工会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久,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快速席卷全国,规模空前。
彼时,晋华纱厂投产才刚刚一年,但上海工人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在苦难中挣扎的晋华工人的强烈共鸣。
彼时,中共太原地下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到全省各地“普遍建党”的口号,并把晋华纱厂纳入了视野。
随后,中共山西早期领导人王瀛、王鸿钧、邓国栋等人以太原学联和“沪案后援会”的名义来到晋华纱厂,发动工人参加斗争,成立工人夜校和俱乐部,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火种。
作为向晋华工人宣传革命思想的第一人,王鸿钧按照时任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彭真的要求先后两次来厂,白天当工人,晚上教工人读书写字,吸引了众多的工友。
时任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太原市学联主席的王瀛经常给工人们演讲。在讲述“五卅惨案”的经过时,他强烈抨击反动政府无能卖国的罪恶行径,并含泪号召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为死难同胞报仇!”
邓国栋是中共太原地方执委委员、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西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讲话时喜欢打比方,深入浅出。在讲到工友们要团结时,他两手“咔嚓”一声把一根筷子折成两段,对大伙说:“一个人的力量就像这根筷子一样微不足道。而如果是一把筷子捆在一起,那就很难折断了,这就叫团结起来力量大。”在启发大家对“穷”和“富”的理解时,他结合晋华实际给工人们算了一笔账,使大家开始明白自己又穷又苦不是“命”里就有的,而是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结果。
“在思想启蒙过程中,工人们第一次听到了 ‘无产阶级’‘资本家’等名词,明白了不是资本家给自己饭吃,而是大家用血汗养肥了资本家。到底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也使工人们对未来产生了新的希望,开始有了革命的觉悟。”对晋华纱厂工人大罢工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齐瑞玉如是说。
沉沉的夜幕被撕开了一道口子,熹微的晨光透出一丝亮色。
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晋华工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欺诈,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反抗,小规模的罢工斗争时有发生。同时,籍中发、李春秀等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也逐渐成熟起来。为了加强对入党对象的考察和锻炼,王瀛、邓国栋决定在厂里组织一次散发革命传单的活动。
那天,下班的汽笛鸣响后,工人们潮水般涌向厂外,走在人群中的籍中发、秦金翰等人迅速从身上抽出传单抛向空中。顿时,红红绿绿的传单飘向人群,大家纷纷抢在手里,大声念道:“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劳工神圣!”此事让晋华的资本家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也让工人们彻底觉醒了。不久,籍中发等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晋华工人中的第一批党员。
建立党组织,要有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为基础,有革命理论作指导,有积极分子来引导。这一切在晋华已经基本具备。
时机成熟。1926年3月,在榆次城内城隍庙街16号院,晋华纱厂党支部成立,由中共太原地方执委直接领导,籍中发担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共青团晋华支部,秦金翰兼任团支部书记。
有了党、团组织,晋华工人就有了主心骨,也更加懂得团结起来、共同抗争的重要性。在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梁其昌等人的宣传、指导下,5月下旬,晋华工会成立,老工人索清泉被选为工会委员长。成立大会上,梁其昌强调,工会是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和政治权利,以后大家就有说话和撑腰的地方了。
晋华工会是榆次地区第一个工会组织,它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工人运动的开展,揭开了山西工运史上新的一页。从此,晋华的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阶段。
红日初升
1926年的夏天,榆次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此时,在晋华,一场大罢工也在火热地酝酿着。
7月,由于看到工人们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越发团结,敢于抗争,厂方十分恐慌,就借故开除了3批工人,并贴出布告:“如有议论国事、煽动工潮者,开除厂籍,并交由县警察局严加查办。”
资本家的残酷压制,激起了工人们心中憋闷许久的怒火。
“罢工!我们不能再忍耐了!”工人李春秀气愤地说。
“对,大家都有这个要求!”周围的工友纷纷附和。
“我赞成罢工。可俗话说得好,打狗得先有根棍,咱们应先有个谱儿。”秦金翰补充道。
“大家想想看,咱们怎么个罢法?”籍中发进一步引导大家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厂党支部在请示中共太原党支部和上级工会后认为,应该把工人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严酷的斗争终于拉开了序幕。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从思想发动,到写《罢工宣言》、组织工人纠察队,再到解决罢工开始后工人和家属的吃饭问题等等,工会在罢工前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7月15日早晨,籍中发等人以纱厂工会的名义与阎锡山的妹夫、厂总经理曲佩环进行交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还没等他们说完,曲佩环就板起脸恶狠狠地说:“简直是胡闹!厂里经营困难,还想给你们减工资哩,想缩短工作时间更是做梦!开除不开除工人和你们有什么相干!”厂方的蛮横,使工人们无比愤怒。党支部决定,次日7时举行全厂罢工。
16日6时58分,纠察队总队长索清泉焦急地守候在电铃开关旁边,两眼紧盯着墙上的挂钟。7时整,秦金翰向他一挥手,他立刻按动了电钮,“滴铃铃……”,电铃声响彻全厂。接着,“呜——”,汽笛也怒吼起来。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工人们按照约定拉闸断电、关车停产,喊着“罢工了!罢工了!”奔出车间,与等在厂门口的早班工人会合在一起。大家打着横幅,举着旗子,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到了榆次火车西站广场,开始召开罢工大会。
头一个讲话的是秦金翰。他大声说:“今天我们为什么罢工,是因为社会太不公平了!我们每天辛苦工作12个钟头却吃不饱肚子,每天纺纱织布却穿不上衣服。我们不能再当牛做马了,要做工厂的主人!现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推选几名代表与厂方谈判。”
他的话音一落,工人们就一致推选籍中发、秦金翰、李春秀、索清泉等5人为工人代表。随后,大会通过了罢工宣言,向厂方提出了4条要求:一、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两毛;二、实行8小时工作制;三、不准随便打骂和开除工人;四、不准解散工人夜校和俱乐部。
“从这4条要求看,当时工人要维护的已不仅仅是最基本的经济权益,还有政治权益。这说明工人的斗争已从自发到自觉,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齐瑞玉分析道。
曲佩环和董事们没料到工人行动如此迅速,一个个惊慌失措,连夜向阎锡山求援。
17日,天刚蒙蒙亮,工人们继续上街游行示威。工人代表走在最前面,1000多名工人紧随其后,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他们从火车站开始,过城门,穿西大街,经最繁华的北大街,最后到了新集街丁字路口。这时,籍中发站在高处再次宣读了 《罢工宣言》,秦金翰将印好的传单抛向人群,霎时整个县城沸腾了。小商贩来了,人力车夫来了,铁路工人来了,在校学生来了……大街上人潮涌动,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沉睡了数百年的榆次古城被这股新兴的力量惊醒了!
说到这一幕,郝尧吉老人也是情绪激昂:“想想那场面,真是太震撼了!”
当游行队伍来到厂东门时,厂门口、假山和屋顶上早已布满了阎锡山派来的一连荷枪实弹的 “学兵团”,机枪、刺刀直对着工人们,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杀气。但大家毫无惧色,勇往直前。那些士兵想开枪,却被人群淹没,枪也被挤丢到地上。躲在办公室的曲佩环吓坏了,面对闯进来的籍中发等4人,结结巴巴地指着椅子说:“请坐,有话慢慢说嘛。”
籍中发理直气壮地重申了“4条要求”,看曲佩环还是想蒙混过关,就说:“你们一天不答应,我们一天不复工;一月不答应,我们一月不复工!”
看到工人们如此坚决,连真刀真枪也不怕,曲佩环顿觉六神无主,无计可施,只好暂时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至此,罢工取得初步胜利。
谁知,这只是曲佩环哄骗工人的手段,却没能生效。面对工会的步步紧逼,他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第10天下午,曲佩环给工会送来一份请柬,邀请工会领导人到榆次的中西饭店谈判。工人代表去了以后,接待他们的不是曲佩环,而是当地的3个“水霸”。这些人先是假惺惺地套近乎,看代表们不吃这一套,接着就使出了杀手锏,拿出一袋沉甸甸的银元,企图以利诱之。代表们见此,肺都快气炸了。籍中发愤愤地说:“你们少来这一套!我们是工人代表,不答应罢工条件绝不复工!”李春秀拿起那个小袋子朝地上猛力摔去,只听“当啷啷”几声,白花花的银元滚了一地。这件事很快在工人中间传开,大家更看清了资本家的真面目,纷纷表示,坚持罢工,不达目的不罢休。
双方互不相让,厂方又暗暗采取“拖”的办法,试图以生活上的困难吓退工人们。但厂党支部、工会早有准备,与县城的几家粮店商量好,只要工人们拿着工会的条子,就可以赊粮,欠款由工会事后统一结算。厂方的阴谋又一次被粉碎了。
罢工坚持到第26天,厂方使出了新花招,用钱收买了几个好逸恶劳之人,在工人中散布谣言。党支部针锋相对予以反击,谣言不攻自破。
到了第30天,工人和家属的吃饭问题日趋严重。党支部意识到这是厂方企图以饥饿逼工人复工,遂到城乡开展募捐,很快就收到了榆次各界捐赠的不少钱粮。同时,太原行业工会乃至上海、广州工会也发来声援款项和电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大家坚信罢工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哄骗、利诱、拖拉、造谣、饥饿,资本家有多少招数,晋华工人就有多少斗争策略。在一次次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工人们不断得到锤炼,革命的坚定性、组织性不断增强。
厂方招数使尽,再也无计可施,就露出了最后的狰狞——武装镇压。到了第40天的黄昏,阎锡山的军队借口工人撕毁了厂方的布告,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发动了武装袭击,将工人代表秦金翰、李春秀等11人逮捕,押到太原陆军审判处;200多名参加罢工的工人被开除。消息传到太原,中共太原地方执委决定立即采取措施,声援晋华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山西学联三届七次会议上,由王瀛等人提议,一致通过了声援晋华罢工的大会决议案;晋华党组织也派出代表到省城请愿。在种种压力下,阎锡山被迫作出妥协,释放了被捕的工人代表,厂方也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作出了让步。
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晋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如一轮初升的红日,照亮了广大工人群众斗争的心田,照耀着山西工人阶级的革命之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蔡和森在巡视山西时高度评价:“北方党领导下的真正的群众斗争,开始于正太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而发展于‘五卅’后的罢工罢市和榆次纱厂的长期斗争。”
霞光万道
在罢工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晋华工人,并未因大罢工的结束而沉寂,而是从此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迸发出如江海、似霞光的磅礴力量。
1937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攻破平型关、雁门关,向太原进犯,省城危在旦夕。榆次晋华纱厂工人在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下,由山西牺盟会发动成立了晋华工人武装自卫队,提出了“敌人不来生产救国,敌人来了武装救国”的口号,很快就有100多名工人自愿报名参加了自卫队,之后陆续发展到500多人。经过严格的军政训练,队员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10月,200多名自卫队员随中共榆次支部奔赴榆次东山,组成榆次抗日自卫大队,后经过整训改编为榆次县抗日游击队。不久,该队伍归建八路军秦(基伟)赖(际发)支队第一大队,成为太行山上抗击日军的一股中坚力量。
“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统治下,晋华工人从来也没有屈服过,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对敌斗争,厂内厂外互相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日寇,展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是在生产时接空头、开空车,消极怠工。二是采取腿上绑、腰里缠、裤裆夹、鞋里垫、地沟出、越墙过、拉电闸等办法往外拿布、拿纱,阻碍生产。拿出去的布和纱一部分卖掉维持生活,一部分送往东山支援抗日战争。三是同上山的工人武装自卫队里应外合,送情报、打掩护,开展抗击日寇、镇压汉奸、铲除恶霸等活动。这些都使盘踞在榆次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齐瑞玉介绍。
几年中,以晋华工人武装自卫队为骨干的抗日游击队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虽无大战役,小战斗却不断。说起游击队的故事,郝尧吉老人如数家珍——
故事一:长凝镇遭遇战。1937年初冬的一天早晨,4个日本兵骑着马进入长凝镇。游击队员知道后,很快占领有利地形,朝鬼子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鬼子吓得乱了阵脚,东逃西窜找不到出路,结果一个当场毙命,一个在逃跑中被手榴弹炸成了肉泥。这也是晋华工人自卫队在八路军的带领下打的第一仗。
故事二:锄掉汉奸。1937年11月,在获知榆次大劣绅、在晋华当常务董事大发横财的赵鹤年与日军勾搭要充当榆次县维持会长(即县长)后,游击队摸清了赵的住处,深夜翻墙入室,活捉了赵。经仔细搜查,队员们找到了他与日军的来往信件和日军正式给他的委任状,尔后处决了这个汉奸。一些绅士官僚向阎锡山告状说:“八路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我方派人送上证据,阎锡山顿时哑口无言。
故事三:公路伏击。深秋的一天,游击队员得知日军将用3辆胶皮大车往太原运东西。第二天凌晨,他们埋伏在公路两旁的玉米地里,不一会儿,大车就进入了埋伏圈。游击队长举枪鸣号,紧接着路两旁响起枪声,鬼子见前后夹击,只得钻进庄稼地里跑了。这次战斗共截获日军的羊皮筒子75捆1500件,解决了“秦赖支队”战士们的冬装问题。穿上新皮筒的战士们高兴地说:“活了这么大还没穿过皮袄,想不到日本鬼子给咱送来了。”
……
8年抗战,晋华工人武装自卫队英勇顽强、不屈不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前夕,在中共榆次党组织的领导下,晋华工人采取多种形式与接管晋华的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厂护厂,从而彻底粉碎了阎锡山破坏工厂的阴谋。
1948年7月18日,榆次解放,历经沧桑的晋华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翻身做主人的晋华工人,昂首阔步汇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
从此,换了人间!
【思考】
寻访那段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每每触发感动,每每催人思考。
轰轰烈烈的晋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已然远去,但它璀璨了历史的星空,标定了精神的坐标,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力。从唤醒“认命”的工人,到灌输马克思主义;从播撒革命火种,到领导工人罢工;从组织起来斗争,到共同抵御外侮。每一次,都有共产党人的身影;每一步,都由党组织来指引。这表明,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旗帜,是方向,是明灯。
今年恰逢党的百年华诞,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晋华不失为一份生动的史料、一本很好的教科书。还原这段历史,回首波澜壮阔的往昔,可使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温这段历史,置身创造伟业的新时代,可令我们筑牢信仰之基、高擎信念大旗、厚植信心之源;铭记这段历史,展望民族复兴的未来,可让我们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